编者按：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资源利用效率过低且资源再生率不高，这种经济高速发展与资源相对贫乏的尖锐矛盾，造成中国资源存量严重不足和环境承载力脆弱的后果。因此，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循环经济就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德国的循环经济源于“垃圾经济”，其废弃物管理政策的重点在于有效处理废物，随后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循环经济管理体系。该体系不仅为解决了德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矛盾，而且也使德国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榜样。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院长左铁镛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循环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京文教授的委托，由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中国学术交流部主任、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心主任黄海峰教授总负责撰写的国内首部《德国循环经济研究》专著终于问世。该书历经2年的悉心专研才完成，此成果凝结了诸位中外专家、学者和青年研究人员的智慧和汗水。

　　本书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生态学的分析方法，注重宏观理论分析与微观案例论证的结合，以循环经济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从总体上高度概括了德国循环经济的特点；追述了德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程；从法律、经济、科技和社会的不同角度剖析了德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体制；选择了德国企业园区循环经济发展及部分重点行业的案例；探究了德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前景；着重介绍了非物质发展趋势；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定位、战略重点和发展对策。

　　本书适应时事之所需，对世界上发展循环经济最先进的国家———德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力求全面解读并高度概括德国循环经济的历史沿革、战略选择、政策法规、运行机制、技术特色、支持系统和伦理道德等诸多领域的先进经验，并且对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进行深思,不仅希望能够为中国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略尽微薄之力，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循环经济管理献计献策，为培养企业、团体和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提供有益帮助，而且也希望培育出更多关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并具有环境保护责任感的青年人。

　　在过去的百年岁月中，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一方面，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经济规模空前扩大；另一方面，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环境污染导致了生态恶化等一系列全球性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为消除世界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危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并坚持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德国在循环经济实践方面堪称世界之最，不仅是世界上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是实践循环经济最早的国家，其理论研究与实践独树一帜，形成了具有德国特色的循环经济体系。

　　1972年，德国颁布的《废弃物处理法》在循环经济实践道路上开启了历史先河。德国1991年通过的《包装条例》，成为首部按照“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思路，要求生产者负责废弃物回收和利用的法律，该法随后成为欧盟制定包装标准的重要依据，从此掀起了包装废弃物再生利用的革命。德国率先建立了以“绿点”为标识的双向回收再利用系统（DSD）。1994年颁布、1996年实施的《循环经济与废弃物法》，使得循环经济与企业发展和民众生活休戚相关。该法不仅将原有的物质闭路循环思想从包装问题扩展到所有的生活垃圾方面，而且还促进了德国向循环经济物质流管理阶段的转型。此外，德国DSD对废弃物回收处理体系周密的设计和高效的运行为世界各国所称道。其“绿点”标识在170多个国家得到法律保护，并获得了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认可，已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多的环保标识之一。法国、英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于1995年后纷纷效仿德国，开始建立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系统。1996年，欧盟包装回收再利用组织在布鲁塞尔成立。

　　德国缘何发展循环经济？其一，受到国内环境的压力。二战结束后，德国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造成生产消费不断扩张、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以及自然资源的日趋紧缺，迫使德国开始关注资源使用效率和废弃物科学处理问题。其二，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引发了人类对自身传统行为的深刻反思。1970年，在美国举行的保护地球环境游行，标志着人类开始高度关注地球环境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研究小组米杜斯等学者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首次正式向世界发出了警告。同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将环境问题纳入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政治事务议程。这些都引起了德国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促使德国率先发展循环经济。从德国相继颁布的法律和法规来看，德国循环经济起源于“废弃物经济”，但随后却不断向生产和消费等领域扩展，最终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废弃物经济”范畴。德国在城市中所实施废弃物的“零排放”、播撒环保“绿点”和营造生态“绿洲”等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都以全新的理念诠释着德国循环经济的发展。

　　德国循环经济的认知过程

　　德国学术界对“循环经济”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由于“废弃物经济”提出早于“循环经济”，故学术界也有人将德国“循环经济”狭隘理解为“废弃物经济”或“垃圾经济”。“循环经济”第一次正式出现在1994年德国颁布的《循环经济与废弃物法》，遵循着避免———减少———再利用———限期处置利用的处理程序，要求提高废弃物处理的能力，有利于保护环境与减少公害，该法给工业生产和废弃物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循环经济”是废弃物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但是又比废弃物经济的含义更加广泛。有学者认为“循环经济”就是对废弃物的处置，废弃物的处理和再利用成为循环经济的核心。甚至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循环经济起源于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保证人类生活基础的要求。这种解释，意味着废弃物是可以利用的，承认废弃物中蕴藏着价值，并最终、真正的利用废弃物。这个利用过程应有标准依据，采用先进科技手段，确保不产生新的废弃物，部队环境造成二次污染。此外，循环经济模式建立在朴素唯物观基础之上，现行的生产方式如果离开物质循环就不会有未来。一方面，矿藏资源在可预见的未来将耗尽。另一方面，社会又在大量填埋废弃物。循环经济模式以资源再循环为原则，减量化使用资源，将回收报废产品中的原料再利用，形成无污染排放。

　　学术界对循环经济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狭义的循环经济理论试图从经济体系的资源效率角度，以企业生产中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为原则，通过具体措施实现材料和能量的循环。广义的循环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将减物质化和非物质化方式作为一种发展方向，通过代际正义得以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各代人都有义务保证其留给后代的地球自然和文化资源质量不比其接受这些资源时有所下降，使后代人追求其美好生活的平等机会不受到损害，故可持续发展被理解成为保证代际正义而保存并留给下一代的现有体系内的一些特征，也就是说任何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采都是以子孙后代的生存机会为代价的。

　　德国循环经济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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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芽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德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1969年前，德国并不存在一个公认的综合性环境保护政策，也没有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和系统的环境管理政策。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不曾考虑过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问题。虽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尤其是在那些人口密集的居住区和发达程度较高的工业区，如鲁尔河谷、萨尔地区等，但当局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控制和防治措施。

　　1961年，德国勃兰特呼吁鲁尔河谷的天空应该再次变蓝，然而响应该提议的具体措施8年后才出台。1969年，95%的德国民众对环境条例漠不关心；但到1971年，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原本对环境政策持质疑态度的群体中有90%以上的人或多或少地开始熟悉各种环境政策内容。因而，1969年被公认为德国环境政策的诞生元年，但也说明在德国，公众意愿并不是推动环境政策实施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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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步阶段第二阶段是环境政策的起步阶段，指20世纪70年代前期，德国启动了一系列的环境政策规划方案，如1970年，德国实施了紧急行动方案，并于次年公布了第一个较为全面的“环境规划方案”。在环境规划方案正式通过前，德国政府还对相关组织机构进行改组，即把原隶属于德国卫生部的水利部、大气污染管理部、噪音控制司划归内务部直接管辖。1972年修订的《德国基本法》赋予政府在环境政策领域更多的权力，德国政府又审议通过了一系列环境政策法案，如《废弃物处理法》、《联邦污染物排放控制法》。环境问题专家理事会、德国环境委员会等公共机构也先后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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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阶段第三阶段是环境政策的转型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期，德国环境政策经历了停滞、转型等过渡时期，逐步开始全方位解决环境问题，国家战略也从经济发展优先逐步向经济与环境相协调发展转变。

　　1974-1978年，德国经济遭受到石油危机和经济持续萧条的巨大冲击。环境保护趋势受到贸易联合会和劳工联盟组织的强烈抵制，德国早期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优势被削弱。80年代末期，德国的环境保护运动是以公众行动和环保组织网络为特征，这些民间组织是出于对德国政府处置环保问题的放任态度不满而产生的。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森林死亡”事件，进一步促使环境保护激进主义人士加入已有的、或成立新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和生态主义政党。这些努力时至今日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政治影响力不容忽视，如德国绿党的崛起、环境、自然资源保护和核安全部的正式成立等。到90年代末期，德国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工艺技术水平的提高、能源结构的转变、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污染防治技术和政策的创新，逐步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的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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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实施第四阶段是环境政策的逐步实施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德国政府出台了更多新的能源政策和环境政策，旨在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1990-1998年的德国环保政策受到德国统一的影响，原东德地区有很多工作需要跟进，也包括环境保护方面的任务。虽然，环境保护在这一阶段成为了相对次要的政治方向，但是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关键性成果，德国《可再生能源法》后来的生效，也积极推动《京都议定书》的签署。

　　在废弃物管理领域中，《循环经济与废弃物处理法》的顺利通过标志着循环经济立法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从1998年开始，德国红绿两党联合执政，鉴于德国持续低迷的经济发展形势，联合政党花大力气推进环境保护，并以“生态现代化”作为其环保政策的目标。这一时期环境政策，核心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从而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并创造了许多成功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经典案例。

　　德国循环经济的八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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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弃物处置的法制化德国是世界上循环经济实践最早的国家，是世界上公认的发展循环经济立法最完善的国家之一。从横向角度来看，德国除拥有本国法律之外，还受欧盟法律的制约；从纵向角度来看，德国的法律框架自上而下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基本法(宪法)、各州立法及市级以下的法律法规。1994年颁布的《循环经济与废弃物法》成为目前德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性大法，该法首先引入了废弃物生产者的概念，确立了污染者付费原则和生产者责任制，扩大了接收者范围，从而产生了新的义务以及新的义务分配。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污染者首先应承担废弃物回收、分类、利用和清除的义务，在依法免除该项义务的情况下，有义务支付他人代其履行这些义务的费用。其废弃物处置政策主要有避免废弃物的产生、产生废弃物后通过循环最大限度地再利用以及对不能被再利用的废弃物进行环保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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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弃物管理的规范化德国的循环经济源于废弃物经济，其废弃物管理十分规范，并且对于废弃物的规范管理建立在废弃物分类的基础之上。根据详细的废弃物划分，德国制定有具体的废弃物清除法律和规定，为废弃物管理和处置的实践工作提供了指导。根据德国《循环经济与废弃物法》，将废弃物划分为利用型废弃物和清除型废弃物。利用型废弃物是指可以再利用和再使用的废弃物；清除型废弃物，是指已经无法再利用，要被清除的废弃物。德国《循环经济与废弃物法》对两种类型的废弃物规定了不同的处置方法。此外，德国还根据来源将废弃物划分为工业废弃物、生活垃圾、地方废弃物、特殊废弃物等。德国的废弃物经济就始于家庭生活垃圾的处理，后逐步扩展至生产和消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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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弃物清除的标准化废弃物清除就是对无法再利用的废弃物进行。《循环经济与废弃物法》明确规定废弃物清除的概念包含从收集到运输到采用填埋或者焚烧方法清除的全过程。如果废弃物总量的50%或以上能够转变为再生材料或再生产品，该处置方法就以再利用为主要目标；对于再利用的判定标准，除必须超过50%的下限外，还要考虑产品市场化后的收益是否能抵消不低于10%的处置成本；对于再利用份额低于废弃物总量50%，但产品市场化后的收益能抵消对废弃物处置、清除及运输总成本的50%或以上，也可视为对废弃物的利用。根据以上标准，废弃物是将被清除还是被再利用就显而易见了，比如从定影液中提取银、青草堆肥，都不属于废弃物再利用，而属于废弃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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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弃物使用的市场化欧盟法律在废弃物利用方面明确提出了“引入内部市场”概念，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环境政策手段，其废弃物分类回收、循环利用受市场机制的支配，循环经济的发展促使废弃物市场的形成，其中废弃物市场主要由处置服务市场、利用服务市场和回收服务市场组成，其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活动的主体。德国废弃物绝对数量庞大，1998年占整个欧洲市场的份额近1/3，目前，德国拥有近4000家废弃物处置企业，从业人员有20多万雇员，废弃物行业年产值400亿欧元，其中私人企业136亿欧元，占83.4%。德国制定“谁污染谁付费、谁生产谁回收”等政策，从源头上减少了废弃物的产生。如德国的DSD系统负责回收销售绝大部分废弃包装，其他包装由其他回收组织回收，如运输包装由材料再利用公司PESY负责回收、工业和企业塑料包装由RIGK有限公司负责回收，金属、马口铁包装由KBS公司负责回收，建材包装和聚氨酯发泡塑料由POR公司负责回收，原材料再利用协会VFW也负责部分包装物的回收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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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流管理的效益化德国循环经济发展经历了从最初的混乱无序，到废弃物的有序管理和循环经济，直至目前大力倡导的物质流管理。2004年德国开始确立整体性物质流管理战略，并运用物质流管理创造长期的经济效益。物质流管理在国家层面、区域层面、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各个层面均可实施，但所涉及的系统越复杂，实施物质流管理的难度也越大，所以现阶段物质流管理主要应用于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物质流管理着眼于效率，不仅激发了企业的创造力，也创造了商业机会，提高了区域附加值，提升了国内外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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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化德国文化部认为教育青年人具有环境意识应该是学校的任务之一，1980年，联邦德国文化部长联席会议决定，环境教育是德国中、小学的义务，目的是使青年学生懂得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了解环境变化中尚存在的问题，从而培养自己的环境意识，珍惜和爱护大自然。此外，各州还开设了大量的职业基础培训以便学员以后可以通过再培训或是直接从事环保事业加深对环境保护的了解。

　　1980年，德国首次使用绿色可回收物质垃圾箱，其他的回收体系也相继得到使用。自1984年起，德国就拥有了国家认可的职业“废弃物处置人员”，培养了公众的环境意识，使他们自愿参与环保活动。1994年后又出现了环保教育中心，开设“废弃物经济咨询”的再教育课程，主要培养废弃物经济顾问。目前，大多数德国公众对于减少或回收废弃物的措施都积极回应并努力合作，公民和非政府组织也成为推动循环经济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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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套性技术的体系化德国政府重视循环经济，环保现代化被看作新科技、工业政策的重要部分，并要求发展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环保工业，推出绿色工业产品，使德国在这一领域保持世界的领先地位，并要求研制和开发有益于生态的新技术，生产工艺和生态工业产品。为了提高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德国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以此促进清洁技术的推广，实现生产全过程控制。目前，德国对废弃物总量的65%实行了再利用，每年可以得到120万吨二次燃料。德国拥有先进的废弃物分类和回收技术，政府计划最迟于2020年完全取缔垃圾填埋方式。届时，所有的垃圾都必须经过物质和能量方面的预处理和重复利用。德国的无害化处理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废旧电器回收综合利用技术、生物技术、零排放技术等的研发应用使德国在这一领域保持世界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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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与保障的制度化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各项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德国政府开始鼓励各州政府与私人企业共同组建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置企业，其严格的立法和政府监督，大大提高了对工业危险废弃物的管理力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大多数废弃物处置企业开始了私有化进程，政府相关部门逐渐退出合营企业，向审批、监督和管理的角色转变。

　　德国成立了专门监督企业废弃物回收和执行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的机构。生产企业必须要向监督机构证明其有足够的能力回收废旧产品，才被允许进行生产、销售活动。德国各州的相关环保部门，每年负责制定一本危险废弃物管理规划书，对本地工业危险废弃物从源头到最终处理进行严格审批和监控，同时协助各危险废弃物产生企业和处置企业，在减少废弃物产生和无害化处理、回收利用等方面给予帮助。德国各地都有为企业提供废弃物再利用服务的公司，向企业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废弃物回收处置等服务。

　　众所周知，德国汲取了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惨痛教训，率先在国际上奉行循环经济发展政策，随后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德国的循环经济源于“废弃物经济”，其废弃物管理政策的重点在于有效处置废弃物，随后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循环经济管理体系。该体系不仅解决了德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矛盾，而且成为其它国家仿效的榜样。当今的德国在从消费社会向生态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以较低能耗的生产、适度消费的生活、循环利用的资源、稳定高效的经济和持续创新的技术”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综合体系，它代表着一个全新的技术进步和效率至上的世界发展趋势。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渐突出，借鉴包括德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一直很重视发展与德国的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在各个领域都建立了卓有成效的互利合作与交流关系。在政治方面，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在经贸领域，两国互补性很强。德国拥有许多世界知名的企业、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循环经济发展经验，而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广阔的市场以及改革开放的良好政策环境，两国加强循环经济的合作与交流，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德国在政府决策、企业实施、公众参与和对有限资源实施可持续管理等方面的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都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勿庸置疑，由于中德两国的经济基础与科研实力有所差别，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不尽相同，一方面中国长期大量输出资源型初级产品，承受着国内外环境污染与资源短缺的双重压力，不具备德国能够依靠吸收外部资源弥补自身生态均衡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阶段，其经济运行机制、法律监管体系和国民教育结构有待优化。

　　《德国循环经济研究》一书适应时事之需，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德国独具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经验，力求全面解读并高度概括德国循环经济的历史沿革、战略选择、政策法规、运行机制、技术特色、支持系统和伦理道德等诸多领域的先进经验，并且对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进行深思,不仅希望能够为中国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略尽微薄之力，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循环经济管理与规范化献计献策，为培养企业、团体和公民的环保意识提供有益帮助，而且也希望培育更多关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并具有环境保护责任感的青年学生。特别是该书借鉴德国人倡导的“小习惯改变大世界”的理念，针对中国社会行为特点，提出65条相关建议。

　　1）预先安排外出行程，避免交通拥挤造成的不必要浪费。

　　2）尽可能使用节能灯。

　　3）最后离开房间的人记得切断电源。

　　4）勿将电器置于待机状态下，减少不必要的电耗。

　　5）设置适当的室内温度。

　　6）尝试没有电视的生活，看电视过多常常导致疾病。

　　7）用纸扇代替风扇，用风扇代替空调。

　　8）冬季家中无人时关闭恒温器。

　　9）少乘电梯，多走楼梯，既健身，又节能。

　　10）出行多用自行车或者公共汽车，最好步行。

　　11）偶尔提早一站下车，常登楼梯，易于身体热量消耗。

　　12）选用性能安全的节油车型，提倡多人共用交通工具。

　　13）将废弃物分类卖给回收站（废纸、废玻璃、废金属、废塑料等），将有害物质交专业部门个别处置。

　　14）不随意丢弃废电池（废电池中的重金属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质，但也含有许多可以回收再利用的物质）。

　　15）旧鞋钉掌，延长使用寿命。

　　16）使用节能、节水的洗衣机、洗碗机，保证洗衣机、洗碗机装满物品时使用。

　　17）洗后衣物日晒晾干，减少使用烘干机。

　　18）一周少用一次洗碗机，一年可省千升水。

　　19）用过的水再浇花。

　　20）婚宴不宜铺张浪费，聚会方式可以由餐厅改为健身或郊外游。

　　21）刷牙时关掉水龙头，用中档开关洗手。

　　22）提倡双面使用纸张。

　　23）倡导使用再生纸。

　　24）缩小字体打印草稿。

　　25）电子贺卡替代纸制贺卡。

　　26）提倡外出携带筷子和洗漱用具，不用一次性纸杯、一次性餐具，有利于减少环境资源压力和疾病传染机会。

　　27）在机场等场所，提供同乘出租车服务，管理人员可以根据目的地安排旅客同乘出租车，这将提高运客能力，减少能源消耗和交通堵塞。

　　28）经常清理汽车装载物，减轻重量，节约能源，开车少按喇叭，音响降低音量。

　　29）拒绝购买皮毛制服务。

　　30）不乱吃野生动物食品。

　　31）提倡多个社区共用游泳池、健身房等生活设施。

　　32）提倡购买生态食品。

　　33）选用盘、碗、盒代替保鲜纸保存食品。

　　34）避免使用含氯氟烃、卤代物和不可循环利用的塑料产品。

　　35）商店不提供免费塑料购物袋，提倡自带菜篮子或布口袋购物。

　　36）采用可回收再利用的包装商品，杜绝产品的过度包装。

　　37）保持室内自然光线、自然流通，节约用电。

　　38）房屋合理地进行隔热处置。

　　39）选择不含氟利昂地环保型冰箱、空调。

　　40）利用阳台、楼顶等闲置空间种植草木，绿化环境。

　　41）安装喷射式节水龙头；公共卫生间加装感应器；尽量用冷水，少使用热水。

　　42）在停车场何洗衣场所安装多孔渗水路面，以便存留积水、循环利用。

　　43）选用低耗电量计算机，使用低耗能型复印机和打印机。

　　44）减少打印机购置，因为耗材（色带、墨盒、碳粉盒）报废后成为固体废弃物。

　　45）选购节能、低辐射的电器设备。

　　46）提倡淋浴，放弃盆浴。

　　47）少用发胶等各种喷雾制剂。

　　48）实施推行分时段上班，减少交通拥堵。

　　49）不乱吐口香糖。

　　50）厂商多出售新鲜食品有利于废弃物减量。

　　51）生产厂家应采用简单朴实的包装。

　　52）选购无污染、有助于公共健康的绿色食品。

　　53）选购再生品及使用后可以再生利用的消费品。

　　54）洗衣时多浸泡衣物，少用洗衣粉。

　　55）房屋装修选择有利于健康的环保涂料、环保墙纸和环保复合地板等。

　　56）减少绿色产品税收，鼓励绿色消费。

　　57）绿色产品广告优先播映。

　　58）积极建设废弃物分类设施。

　　59）少佩戴金银饰品。

　　60）慎用含汞的体温计、血压计，谨防破碎后汞外泄。

　　61）少储存非必需的药品。

　　62）选择瓶装饮料，少用罐装饮料和食品。

　　63）提倡刷卡消费，减少纸币、硬币的使用。

　　64）反对过度饮食消费，家常便饭更营养、可口。

　　65）多余用具捐赠贫困人员，建立类似德国的周末跳蚤市场，鼓励交换各种物品。

　　以上65条建议，将公众行为与循环经济理念联系在一起，对推动中国民众发扬优良传统，建立节约型社会将起到积极作用。

　　因此，该书所阐述的最新理念，已经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同时得到各界人士的积极广泛赞誉和大力支持。目前，上海、北京和广州近千家企业已经开始行动，纷纷申请注册环保商会，按照各个行业的国际环保标准，履行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心)

                                                                来源：国际商报